集成动员理论下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机制设计研究

军民科技协同创新能力是国家科技整体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取得显著成效，但也存在诸多问题，严重阻碍了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深入发展。因此，迫切需要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机制进行系统性设计。基于集成动员理论的核心思想，借鉴其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理论，针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机制不明晰等问题，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机制进行系统性设计，提出在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管理机构的引导下，将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各种资源要素和功能集成于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服务平台，为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流程和成果转化流程两大板块提供相关服务，并构建相关运行保障机制，进而实现军民科技协同创新集成化、敏捷化、模块化、高效化管理，进一步完善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管理体系。     

生计资本对黄土丘陵区贫困人口生计活动的影响及评价*——以甘肃省榆中县为例

［目的］通过深入研究黄土丘陵区贫困人口生计资本对生计活动的影响，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提升农户生计资本存量、实现区域可持续生计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文章以甘肃省榆中县为例，基于对榆中县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熵值法分析了东北部山区、中部川区和西南部山区贫困人口的生计资本状况和生计活动方式，并对其生计活动进行评价。［结果］从农户的生计资本组合来看，榆中县整体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3类资本较为富裕，尤其在西南部山区和东北部山区3类资本缺乏型农户比例较高。中部川区各乡镇人口的总体生计资本状况较好，总指数最高，而西南部山区次之、东北部山区最低，两者生计资本状况总体匮乏。农户的生计活动主要以种植、养殖和外出打工为主，生计活动多样性程度偏低； 中部川区人口的生计活动多样性指数最高，西南部山区次之、东北部山区最低，且整体受教育程度偏低，加之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缺乏进一步限制了当地农户的生计多样性。［结论］（1）针对不同生计资本水平和生计活动多样性程度偏低的贫困地区，需要进一步发挥民族文化产业扶贫优势，开启地域产业扶贫新模式，打造地域无公害特色农业产业品牌，提高农户物质资本边际贡献； （2）发展小额信贷金融服务，改善农户金融资本存量，预防村际农户金融资本二元极化； （3）实施免费教育培训技能学习，打造教育培训脱贫示范村，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缓解贫困人口生计压力等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扶贫政策措施。     

Connecting book rate of return to risk and return: the information conveyed by conservative accounting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 This paper revises the standard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 rate of return as a measure of profitability. Rather, due to conservative accounting, the book rate of...     

央行沟通与通货膨胀预期

通过合理政策有效引导通货膨胀预期对当前中国经济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和EGARCH模型捕捉央行沟通对通胀预期及其波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央行沟通传递的货币政策信息被市场有效捕捉和解读,实现了通胀预期管理目的,增加沟通频率能有效降低通胀预期波动;但央行的"言行偏离"加剧了短期通胀预期波动,降低了央行沟通和货币政策操作的实际效果;通胀预期存在分布厚尾性和右偏斜,市场出现极端预期的概率较大,且更倾向于预期通胀上升,通胀预期波动的群聚特性表明其具有阶段性自我强化特征.研究结论为央行沟通的有效性提供了实证支撑,揭示出的通胀预期分布特征对提高央行预期管理措施的针对性具有参考价值.     

智能制造有利于增加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吗——基于智能制造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智能制造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而如何准确客观评价智能制造的实施效果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技术创新投入视角,将智能制造试点政策实施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2011-2019年制造业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通过PSM-DID方法研究智能制造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智能制造显著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即通过提升客户集成度、供应商集成度进而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且促进作用仅发生在民营企业和非高新技术行业中.该发现扩展了现有研究外延,同时,为解决当前国际困局和促进智能制造的持续推广提供了重要实践价值.     

有产者的就业焦虑:安居真的可以乐业吗-基于城市住房分层与工作满意度的观察

在当前以住房财富划分的社会分层已然形成的背景下,有大量研究证实了住房产权对主观幸福感的积极影响,然而,作为构成幸福感的重要方面,住房对工作满意度可能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影响.文章利用CLDS2016数据探索了住房分层对劳动者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多套住房者的工作满意度更高,仅拥有一套住房者表现出了比其他群体更低的工作满意度.文章从心理机制和工作满意度主客观指标分解两方面探索了其原因:一方面,偿还房贷的压力和房价上涨引致的工作机会成本的提高所引发的相对剥夺感降低了一套住房者的工作满意度;另一方面,虽然在工作收入、工作时间和工作环境等客观条件方面与无房者没有明显差异,但一套房者对工作收入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情绪,多套住房者在三种工作条件上均优于其他群体,因此其满意度也更高.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内部耦合时空演化及空间收敛分析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高效协同的区域创新体系有助于将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通过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大湾区10个城市2007-2019年创新生态系统内部耦合协调水平、时空跃迁特征以及收敛性。研究发现，大湾区整体及各城市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基本实现从失调衰退区到协调过渡区的转化，具体可划分为4个等级层次；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协调耦合度存在显著的绝对β与条件β收敛趋势，即最终收敛于同一稳态水平，且城市间差距逐渐缩小。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对外交流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对创新生态系统协调耦合度起显著正向作用。     

中国应对CPTPP协定经济影响的政策选择及效果

CPTPP协定是美国退出TPP协定后剩余成员国签订的新区域贸易协定,它为整个亚太经济圈创造了新的供应链机会,而且不久的将来有望建立以CPTPP为中心的价值链系统.CPTPP的区域排他性和可能构建的国际经贸新规则,势必会对身处CPTPP之外的中国造成影响并形成挑战,因此中国需要采取积极措施进行应对.文章使用2018年数据构建了一个包含26个经济体的全球一般均衡数值模型系统,并嵌入价值链和增加值贸易结构,系统量化模拟了中国应对CPTPP政策选择的三类九种情景的经济效果.研究发现:(1)中国单方面采取措施应对CPTPP影响的四种情景下,政策效果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建设中日韩自贸区、RCEP生效、不采取措施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2)中国加入CPTPP的两种情景下,和第一批扩容国家一起加入协定的措施效果更好,而之后独自加入CPTPP的效果略差.(3)如果美国重返CPTPP,中国的三种政策选择中,经济效果从高到低依次为优化营商环境、不采取措施、和美国一起加入CPTPP.因此,中国应积极考虑以合适的方式加入CPTPP,推动亚太地区的合作共赢与经济发展.     

金融发展、环境规制与经济绿色转型

推动经济绿色转型是"十四五规划"的主要目标之一,经济绿色转型的本质是发展方式变革,环境投资在这一变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前财政资金只能覆盖少量环境支出的情况下,激发微观企业自主环境投资需求并缓解企业环境投融资约束成为未来工作的重点,需要进一步推动金融发展和健全环境规制,从而在实体经济供需两端形成绿色转型的合力.基于2004-2015年全国284个城市工业生产、污染防治和战略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等数据,文章研究发现,在环境规制未能显著发挥政策效应的情形下,金融发展能协同环境规制促进经济绿色转型.这表现在,金融发展协同环境规制显著提升了城市环境效益但未对城市经济效益产生冲击.机制分析表明,协同作用能促进工业污染治理提升城市资源使用效率,并促进战略新兴产业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上述结论在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中均保持不变.异质性分析揭示,环境信息不对称加剧、市场中介组织发育不完善以及技术创新转化能力弱等显著削弱了协同作用的发挥.因此,提升金融部门资金配置和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能力,注重发挥金融发展与环境规制的协同作用有利于促进经济绿色转型.     

Uncovering asset stripping during China's privatization

T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occurrence and extent of asset stripping via undervaluing public assets during the mass privatization of state-owned and collectively 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Using three waves of a national survey of private firms, we provide evidence that state-owned and collectively owned assets were substantially underpriced, indicating the presence of corruption during privatization.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xtent of underpricing is more severe in regions with less market competition or weaker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and more pronounced for intangible assets such 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land use rights. When comparing firm efficiency between privatized firms and de novo private firms, we find that the former group continues to enjoy considerable preferential treatments, yet significantly underperforms the latter, possibly due to continued government control and intervention. Finally, we provide evidence that insider privatization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corruption during the privatization process.